摘 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福柯《疯狂史》的面世及其引发的争议，精神医学史成为西方跨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在对《疯狂史》的回应、批判、反思与重建过程中，诸多历史学家阐发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立场和取向，反映了近半个世纪西方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其中很多理论观点具有前瞻性与引领性，对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疯狂史》，精神医学史，福柯，西方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48-05
精神医学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关于精神医学的历史，研究成果非常之少，①且多属于传统进步主义的医学史的分支，为的是讲述精神医学的发展历程与伟大的精神科医生的建树。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精神医学史是一个包括历史学、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与传统的精神医学史相比，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所处学科的特点、研究取向与理解的不同对精神医学史有不同的称谓和界定，如精神医学史、疯狂史、精神心理史等。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他们一般会将精神医学史作为一种医疗文化现象来观察和反思，更多的会使用疯癫史、疯狂史、精神失常史等。
一
精神医学史的产生与1961、1964年福柯的著作——《疯狂史》的法文与英文版的出版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有关。该书的法文版原名为《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出版于1961年。1964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华德将此书节略翻译，内容只有原书的1/3，翻译时福柯与霍华德一起改用“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即“疯癫与文明”这一醒目的书名。英译本的出版促进了该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时隔40年之后，2006年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了由珍·卡尔法（Jean Khalfa）与乔纳森·墨菲（Jonathan Murphy）翻译的无节略的英文版《疯狂史》。②在福柯《疯狂史》影响之下兴起的精神医学史以精神医学的演变史、医生与疯人（亦即“疯癫者”）的故事、文化观念中的精神医学等为研究对象，着意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定历史情境中精神医学的意涵与构建，使之呈现出一幅与传统的精神医学发展史有很大差别的历史影像。该领域在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省察与重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也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议，是20世纪下半期西方学界的热点领域之一，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替与整合。
精神医学史的产生亦受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反精神医学运动影响很大。反精神医学运动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代表人物有英国著名精神科医生、神学家大卫·莱恩（David Laing）以及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教授、著名精神科医生托马斯·萨兹（Thomas Sazza）。反精神医学运动认为精神医学是压抑的，是建立在错误的医学理论之上的，必须将精神病人从精神医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一运动影响之下，精神病人纷纷被释放，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疯人游荡在大街上。精神医学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议题就是解构传统，其宗旨可谓与反精神医学运动“不谋而合”。
精神医学史的研究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对社会下层、他者等的关注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思想的反映，在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权力、真理、历史客观性等思潮的冲击之下，对他者、疯人等的研究恰好表达了史学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是向传统人文与社会理论宣战与决裂的很好的武器。随之，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文化人类学等影响与推动下，精神医学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欧美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
西方精神医学史的早期发展除了福柯的开创之功，也离不开众多知名学者的批评和反思，许多历史学家曾为精神医学史研究贡献过理论观点，甚至亲身从事研究实践，他们的努力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极大地促进了精神医学史的奠立和发展。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罗森，他认为医学史就是社会史，精神医学史也应该是社会史，从对精神治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线形的历程，精神治疗的观念不能仅从它所处时代的科学观点上去理解，因为它应对的是人，疯人、医生、诊疗方法等都受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信念和态度影响，因此研究精神医学史不是一个直接的历史性叙述，它需要社会-历史的维度，尽管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不可能记录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这个目标值得追求。①乔治·罗森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他提倡在历史的顺时性研究中引入共时性维度的做法，符合大多数传统史家的观念和历史学研究的某些实际。
其次是意大利微观历史学家金兹伯格对疯癫史的批判。与乔治·罗森相似，金兹伯格并未进行过精神医学史的专题研究，但是在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尽管福柯的疯狂史研究值得赞誉，但其在结构主义的系谱中，将作为主体的疯人隐匿，消解了主体的疯狂史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医学史的模式，这对于理解精神医学史与解决当下精神医学的现实问题几乎没有意义。金兹伯格进而认为，结构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品，但在福柯的著作中，个人基本上被视为特定历史条件形塑的产物；福柯所探讨的不是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想法与体验，而是个人作为抽象物如何成为认识与操作的对象。在对福柯的批评中，金兹伯格指出，人类的历史不是在概念的世界中展开，而是在个人无可逆转的出生、忍受伤害与死亡的尘世中展开，“数千年来人性透过神话、寓言、仪式所象征性地表达的深不可测的体验，依旧是我们文化与我们的存在方式隐秘的中心之一。尝试去获取这种过去的知識，也是一趟前往死者世界的旅程”。②金兹伯格不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也非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是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代表者，虽然赞赏福柯对疯癫者和他者的研究，但是他反对在结构中隐匿个体，因为那样也取消了疯人的话语权。
再次，众多历史学家提出了在精神医学史中因果与解释的重要性，这是区别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的重要标识。因为精神医学史研究的开始与轨迹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研究者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他们对历史的偶然性与断裂有着前所未有的热衷。罗伊·波特以及马克·哈里森等历史学家已经对福柯历史的偶然与断裂的观点做出过批评，波特亦尝试修复了医学史中的因果链，他们的努力使历史虚无主义或者非历史主义这一后现代主义遗留问题得到可能的解决。金兹伯格认为断定历史因果关系并提出解释是历史学家重要的基本工作，而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史学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不少历史学者与社会学者无法理解或不愿接受他们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如何把福柯的概念、方法折中整合到较为正统的史学研究中，法国历史学家罗格·夏蒂埃（Roger Chartier）提出了新的看法，即史学家不必自限于新文化史的描述分析，也无须诉诸传统简单化的因果解释，而是要在把握传统史学对历史进程的关注的同时，解释、说明事件的断裂与变化。③
复次，众多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客观性仍然是精神医学史研究的基础，是史学的基础。历史学家劳伦·斯通、安德鲁·斯科尔以及美国历史与宗教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终身教授埃里克·米德尔福特（H. C. Eric Midelfort）等人都对福柯著作中史料不足、虚构事实的问题提出批评，这也足以引起后现代主义之后以讲故事的形式来叙述精神医学史的新文化史家的反思。历史证据的严谨对其他学科学者研究精神医学史也有重要的意义，如精神医学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家普遍用社会控制来解释疯人院与精神医学的诞生，认为疯人院的诞生是社会控制的结果，虽然论点颇具颠覆性和影响力，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疯人院是被系统地用来控制和规训社会异端、道德上的堕落者或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大多数历史学家进而指出，不能因为话语有独立性以及受语境的影响和控制，历史就成了完全的虚构物。安可施密特对福柯的评价意味深远：“福柯企图用一粒细沙颠覆整个宇宙。”我们需要对福柯《疯狂史》的结论持谨慎和清醒的认识，并不是所有的疯狂都是理性时代权力与文化操控的结果。无数历史证据表明，除去一些个别的“被疯癫”案例，大多数的疯人在病理上是真实存在的，而对其进行的治疗也基本是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的。
最后，精神医学史研究中跨学科的重要性。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是这一观点的提倡者，他对福柯的《疯狂史》表示赞赏。布罗代尔认为处理“疯狂”这样高难度的问题，非集合“史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于一身不可，这实际上指出了精神医学史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元的学术背景、能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是年鉴学派一贯的主张。
由此可见，精神医学史该如何研究，疯癫的历史该如何书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它从创立之初便存在巨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的存在并没有阻止精神医学史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它的繁荣，并进而产生出不同旨趣和风格的流派。
二
精神医学史依据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取向、风格等不同，大致有三类明显的理论倾向：传统的科学主义精神医学史、后现代主义精神医学史以及新文化史视野下的精神医学史，其中以最后者的影响、创见最为卓著。
科学主义史学不认为理性时代的疯狂是虚构的，相反，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精神失常是社会中一个自然存在的事实。他们反对精神医学的社会根源性，坚持精神医学在政治与社会之外。很多精神科医生都持这种观点，如S.夏斌就是其中的代表者。他认为社会史学家忽视了精神医学在临床治疗上的贡献，指出过分强调精神医学的社会建构性会导致科学虚无主义。这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理查德·亨特、埃达·麦卡尔平编辑的《三百年的精神医学（1535—1860）：节选英国文献中显示的历史》。①该书选编了330位有治疗经验的精神科医生的著作、笔记。在前言中，理查德指出，三百年的精神医学史就是不断认识精神失常及其预防、治疗的过程，是科学的精神医学奠立的过程。另有米歇尔·斯通的《医治心灵：古典至现代的精神医学史》，②在该书中，作者从纯医学的角度“诊断”了疯癫，指出疯癫是体液失衡、环境等客观原因造成的自然事实，也指出近代英国的精神医学史是一部精神医学的发展史。另外，弗朗兹·亚历山大、朱迪·米勒也是科学主义精神医学史的代表者，他们指出精神医学的诞生是科学史上的创举，是完全正面积极的。但目前总的来看，从单一科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精神医学史、对精神医学抱持绝对科学观念的学者还是相对较少的。
后现代主义③史家在精神医学史的研究中影响很大。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精神医学是压抑性、霸权性的，病人作为主体被排除在精神治疗之外，没有话语权，现在，应该将他们从被控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重新置于精神医学的中心位置，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力。这一派别影响广泛而深远，尤其在20世纪60至90年代，它的声音最为强势，有几部专著和论文集有一定的代表性：（1）帕米拉·达利和约瑟夫·佩林的《精神疾病与学习障碍：为精神失常者在联合王国寻一栖身之地》，①该书颇有影响力，其主要思想是疯人失去话语权、被主流社会排除是从近代早期开始的，这是一种蓄意的驱逐，现在，应该让疯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恢复他们的话语权；（2）拜纳姆和罗伊·波特等主编的三卷本论文集《疯癫的解剖》②也颇有影响，波特指出，历史上疯人的疯癫话语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相反，应该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利，疯人的话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正常社会也需要“异常”的声音来检视自身。
该派也有学者从政治、宗教、哲学等层面分析精神医学问题，如安德鲁·T.斯科尔的《疯狂与隔离控制：疯人院的兴起》③一文，深入研究了行为异常、政治管控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指出，为了更高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秩序，主流的社会蓄意将一部分人划为疯癫。
当然，影响最大、成就最突出的是新社会文化史家对精神医学史的研究。他们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将精神医学这门学科视为文化现象、特定社会与时空脉络下的产物，强调精神医学的文化与社会意涵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造成的社会效应。该派认为历史上的疯癫与精神治疗都具有社会建构性，并不是精神科医生发现了疯人，而是社会文化定义、决定了谁是疯人。因此，历史上的疯癫问题不是精神科医生能够做出充分解释的，历史学家必须参与其中，把隐匿的东西揭示出来。有关的代表作主要有：（1）凯瑟琳·霍金的《17世纪自传中的疯狂》，④该书从原始材料出发，通过对三个疯人自传的研究，提出精神医学史研究要在尊重自然事实、关注社会建构及其权利运作等诸方面进行深入考察。（2）马琳A.阿利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疯人：十九世纪中叶英格兰精神失常的社会流行病学》⑤，该书认为精神医学的诞生是维多利亚时代医疗专业化过程中操控病人身體的结果，这一过程与政府的意愿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一致，他们以政治手段解决疯癫问题，引发了对疯人的大监禁。（3）约瑟夫·梅林和比尔·福赛斯的《疯狂，机构和社会，1800-1914》⑥则从不同维度分析了疯癫与精神医学的社会的而非医学的根源性。
这三派的研究成果，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且成绩显著，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精神医学史研究，也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但是，我们也能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例如，科学主义史家的研究，一直遵循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范式，颂扬精神医学的重大发现与精神科医生的卓越贡献，宣扬科学至上。但是，他们化约了精神医学中最为实在的部分——具体的临床资料与病人的体验。后现代主义史家的研究意在颠覆，他们批评医学进步史观，过分强调精神医学的阴暗面和现代文明的弊端，无视精神医学所带来的医疗的改良和进步，这也会导致非历史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的倾向。新社会文化史家的研究成就最大，向我们展示了精神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历史上精神医学与疯癫的建构模式。但是在20世纪末，新社会文化史家进行了理论反思，指出，一方面不能化约社会文化因素在精神医学中的建构作用，因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被疯癫”的案例，这确是权力、文化、知识、政治等相互纠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能矫枉过正，过分强调疯癫的社会建构性，因为在历史和现实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疯人有着实实在在的呻吟和苦痛，是用社会文化的建构所解释不了的。在理论反思上，新文化史家还承认，囿于文化建构这一理论模式，导致在研究中出现理论、方法的重复同一，视角过于微观、内容细碎化等问题。实际上，缺少宏观、综合的研究，也会使得历史认识片面和狭窄。
三
疯人是社会中的他者、异端、病人，他们曾经被忽略、被压制、被扭曲，可能是“被疯癫”的个体，也可能是群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是历史的毫无意义的过客，不能仅仅被视为文明社会的负担，因为他们曾经真正地参与到历史当中，是历史的主体之一，他们的历史应该被书写。
那么疯癫的历史该如何理性地书写？综合学者们的批评建议和以上各派的理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精神医学史研究成果，可以看到需要对以下方面给予重视。
首先，讲述疯癫的故事仍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疯癫与文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精神医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因其充满争议的观点也成为诸多学者批判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在该书中福柯认为疯癫是虚构的，在史学理论上直接指向历史的事实依据与客观性问题。尽管传统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历史学所秉持的那个客观性确实存在问题，但是福柯的历史虚构也不足取，这是目前史学界的基本共识。
其次，在关注历史共时性研究的同时，要关注历时性。疯癫的历史是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系谱、结构、解构等社会学、哲学等的理论和方法浸漫于史学之中，特别是“人之死”号角的吹起，使得疯癫的历史在消弭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取消了对历史的历时性关注。诚然，福柯所宣称的“演变并非是进步”的观点已得到西方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历史研究中揭示演变的轨迹与模式、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仍然重要，如果一个疯癫问题只是瞬间、独特的横向叙事，那么对于历史学与现实来讲，因为它所能关照的历史非常有限，意义也就大打折扣。目前有不少历史学者仍然在做这样的研究，但是它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和方向。
最后，疯癫的历史研究一定要与现实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史学的借鉴功能不可能如之前那样得以较为充分的发挥，但是现实关怀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功能，它体现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的担当和责任意识。其实，综观福柯一生的学术事业，他的问题意识都来自于对近现代社会的不满以及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批判，具有现实关怀、实用主义的意图。而半个世纪以来参与到精神医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无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意识，如乔治·罗森、罗伊·波特、劳伦·斯通、彼得·伯克等都曾公开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这也是西方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上三方面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精神医学史研究给我们的警醒和启示，也是精神医学史中突出存在且与当下历史研究紧密相关的问题。另有一些具体问题也是疯癫史本身要去解决的，如在精神医学史的研究中要注意将具体问题研究与理论相结合、关注疯癫史研究中存在的争议等。
综上来看，书写疯癫的历史是目前史学研究的一个影像，属于疯癫史研究的问题大多与史学研究是相通的，这也是提示我们反思如何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将精神医学史以及历史学继续向前推进。尽管精神医学史研究存在激烈、持久的争议，但是它也体现了解释历史和启迪现实的张力。史学家所做的精神医学史研究不应当是各路理论观点的简单化堆砌，而是需要研究者在通晓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整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疯癫的故事、精神医学的社会文化建构等等。精神医学史的研究对于当下东西方社会日益凸显的“文明病”——精神心理问题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和启迪意义的。
【作者简介】邹翔，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史学、英国医学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