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传承源远流长
农业自古以来即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从远古时起，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即来到台湾，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历尽苦难，不畏艰险，用勤劳的双手将一片荒岛建成万顷良田。
到了清代，大量汉人移民来到台湾，带来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始在各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在台中地区建成以八堡圳为代表的台湾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该圳引水灌溉彰化平原，对于彰化县的农业有极大的贡献，也造就了鹿港地区的繁荣，因此人称八堡圳是“彰化之母”。北部地区则以1740年建造的瑠公圳为主，至今仍是当地最重要的灌溉渠道，圳路灌溉台北盆地，然后分为许多小支流，促进公馆、古亭、大安地区的蓬勃发展。而南部最具影响力的水圳则是高雄地区的曹公圳，与八堡圳、瑠公圳合称清代三大圳，拓垦面积也极大扩展开来，形成完善的农业灌溉系统。
台湾东部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受到地形陡峭的影响，没有水库可储存雨水，当地原住民们直接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拦河取水，建成台东县两条重要的灌溉水圳——池上圳与关山大圳，水质清澈甘美，造就名闻遐迩的池上米和关山米。
20世纪30年代嘉南大圳的建成，使嘉南平原发展出独特的三年轮作制，为台湾农业建设奠定了基础。
战后农业萎缩 积极复原重建
二战期间，台湾农业受到严重破坏。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稻米产量降至603，693吨，尚不足当时最低需要量857，000吨，当地大米一度倚赖进口。中国政府收复台湾后，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力，积极修复或重建毁损的农业生产设施和水利工程、农业改良场及农会等以促进农业生产，水稻、甘蔗、甘薯等产量逐渐增加。
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退来台，导致岛内人口骤增，物资缺乏。台当局竭尽全力增加粮食生产，除大量进口化肥，开展作物肥料试验，并积极推动稻田良种繁殖制度重建（种子繁殖制度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原种、原种及推广种），还将各试验场所及两个农学院育成的优良品种推广给农民种植。
此外，台当局还积极施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以提高自耕农比例，激发农民增产诱因，并通过“肥料换谷”等方式来掌握粮源，同时进行农渔会改组，使农渔会具有农技推广、供销及信用等服务功能。藉由相关政策推动，创造农村安定的生产环境，快速增加农业生产，在1952年即恢复到战前最高生产水准，不但粮食充裕，也稳定工资与物价。当时的米糖、香蕉、“三罐王”（洋菇、芦笋、凤梨罐头）等农产品不但为台湾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并作为岛内建设经费，支持工业发展。
接着，台当局连续推动四期“经济建设四年计划”（1953—1968年），采取“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发展策略，同时加强增产性措施，推行“综合性养猪计划”、“农牧综合发展计划”及创办“统一农贷计划”等。为加速农业剩余转移至非农业部门，除继续实施“肥料换谷”制度外，采行粮价稳定政策，使农业剩余转化为发展工业的资本，并藉由农业机械化的推展，使农业人力得以大量转移至工商部门。
发展新兴作物，实现“进口替代”
台湾农业从恢复战前生产，进而要摆脱日本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与农业政策，当时主要目标是要将日据时期单纯的米糖出口日本，改变为增加多种农产，以代替进口的农产品，减少国际糖价低落的损失，并扩展农产品外销以争取外汇。
杂粮作物
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省“农林厅”各试验场所加强杂粮作物改良工作，自品种改良着手，陆续自国外引进具有优良特性的杂粮作物品种，进行适应性选拔试验，或供作育种材料。在台湾“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前委员蒋彦士指导下，台南区农业改良场朴子分场于1960年育成早熟丰产杂交玉米“台南5号”，为台湾利用杂交优势育种首次获得成功。“台南5号”由于具有早熟的特性，玉米成为主要轮作作物，土地利用率因而提高，对畜产事业的初期发展帮助甚大。
推行在同一土地上，每年生产3次或4次作物复作栽培制度是台湾光复后农业生产的最大特色。这种发挥土地最高生产潜力的特殊耕作制度实因岛内耕地面积有限，而人口又激增的压力下所形成。复作制度的推行有赖于各项技术的成功及配合，如两期作稻田施行复作栽培时最重要条件为里作作物必须能在下季水稻移植前成熟或收获，以使水稻能及时插秧。因此，嘉南地区冬季种植杂交玉米及高屏地区大豆的推广，均有赖于生长期适当品种的育成。育成抗病品种及有效使用药剂防治病虫害对复作制度的推行也有相当大的贡献，如玉米露菌病业已育成较抗病的“台南8号”；又如冬季里作大豆常遭锈病侵袭，利用“大生45”农药400倍稀释液喷洒4次以上防治有特效。这种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连续栽培的方法，当时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使台湾的精耕农业制度闻名世界。
果树
香蕉、凤梨、柑桔为台湾当时的三大外销水果，光复初期因生产萎缩曾一度暂停出口。香蕉于1951年初恢复外销，鉴于当时蕉农收益偏低，外销品腐损率过高，台湾农业部门试验采用机械化包装作业，推行蕉园排水、宽行密植、适当施肥等措施，提高产量及品质，以确保台湾产香蕉外销市场。1948年凤梨罐头的外销渐次恢复，1951年“农林厅”各试验改良场所进行行株距试验，栽植密度由每公顷25，000株提高至40，000株，可增加产量而不致引起病虫害，经全面推广密植方法，凤梨单位面积产量大增，凤梨罐头出口量一度曾达每年500万箱。台湾柑桔栽培历史甚久，但因芽条易生变异，果实外观与品质参差不齐，通过选拔优良母树，供种苗业者采取接穗繁殖，并将其接木后代集中管理。70年代初期更选出优良单株以枳壳花粉授粉，培养无病毒珠心胚系，供果园更新之用。
蔬菜
台湾光复初期，蔬菜栽培面积仅约4万公顷，种类甚少，每人每年消耗量仅40公斤左右，当时蔬菜生产改进工作主要为增加种类，以期藉多种蔬菜栽培生产而增进民众健康。台湾在1949年即已开始进行蔬菜引种工作，多种台湾过去从未栽培过的蔬菜都先后试植成功，其中最成功的是洋菇及芦笋。洋菇引种工作始于1953年，经不断研究改良，1956年台湾省农业试验所试制合成堆肥成功，省农会也建成成本低廉而构造简单的稻草菇舍，终使洋菇生产进入经济性栽培阶段。芦笋为温带长期作物，1953年起在台北区农业改良场进行芦笋引种及有关试验研究，经多年研究后创行“留茎栽培法”，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使台湾成为唯一在亚热带及热带栽培芦笋成功的地区，1962年开始推广及试销。
改善农村劳动力，推行农业机械化
台湾推行农业机械化，初期主要目的在求精耕，因耕牛不足而引进整地机械。耕耘机的使用始于1954年，第一批7台美国制小型耕耘机经试用后发现，仅适用于旱田而不适用于水田，又于1955年从日本引进驱动式及曳引式小型耕耘机各1台，在各农业试验机构及农业学校试用，结果发现两匹半马力的小型曳引式耕耘机构造简单，操作容易而价廉，除耕田外尚可用于搬运及其他作业，适合当地耕作条件。
由于普通农民对耕耘机已发生兴趣，1956年起，岛内机械工厂纷纷自行仿造自海外进口的各种耕耘机，机械贸易商也相继进口耕耘机竞销。至1959年，岛内已有22家工厂制造出耕耘机，进口同类机型也达16种之多。同一时期，各农业改良场为使进口及台湾产耕耘机适合各种不同的土壤及作物，分别进行各种试验。农民对农业机械的益处逐渐了解后，遂对农业机械需要日增，鼓励了农机厂商制造或进口更多新型农业机械，如抽水机、动力微粒喷雾机、谷类干燥机、动力脱谷机及其他农产加工机械的供应。
台湾农业部门还非常重视对农业水利设施的修建。石门水库是台湾于1956年兴建的第一座多功能水库，具有灌溉、发电、给水、防洪、观光等效益；1967年建造的曾文水库位于曾文溪上游，是台湾最大的水库，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提供广大嘉南地区的灌溉用水，和石门水库一样，充分运用水资源，发挥了多重功能。
推动综合技术 发展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中重要的一环，且有沟通农工两部门间的桥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改进外销凤梨罐头因膨罐及高霉菌含量而遭退货的技术问题，奠定台湾罐头食品外销的基础。1959年，洋菇在岛内市场滞销，凤梨制罐厂开始收购洋菇加工制成罐头，在欧美试销获得成功后，台湾洋菇产量激增，1967年居世界首位，成为台湾继凤梨后第二项进入国际市场的大宗罐头食品。1963年继洋菇之后，再推动芦笋罐头外销，由于首倡芦笋去皮处理，在欧洲市场占有率高达90%，产量也占世界第一位。为加强食品科技的研究，台湾于1965年在新竹设立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建立农产品加工农工合作制度，并推行技术辅导。经5年多的研究，克服芦笋罐头含锡污染的问题，并改善罐头食品杀菌操作及卫生控制等技术，台湾产芦笋及洋菇罐头在国际市场得以继续增长，外销金额每年达2亿美元。
上世纪60年代，台湾因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农村劳力不断被工厂或其他非农业性工作所吸收，从1950年至1965年间，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由53%降为45%，但农业人口数则由3，998，000增加为5，739，000人，因此，农田的平均面积逐渐缩小。为了改善此种每户平均约1.1公顷的小农制经营的缺点，台湾“农复会”创拟一种新观念及新方法——“综合改良技术及共同栽培”，参加的农民经由共同经营的组织得以交换所需的劳力，充分及有效使用耕耘机、喷雾器及其他农具而减低生产的成本；因共同经营的水稻栽培已证实极为成功，故推广于其他作物如玉米、花生、甘蔗及萝卜种子等生产。
加强农业资源调查 导入区域农业规划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是台湾农业调整与发展时期，当时工商业发展吸引农村人口涌向都市，衍生农村衰退情形。为了补足缺乏的劳动力，农业耕作方式从人力（畜力）转入机械化，农业经营型态也随之调整，逐步转型种植杂粮或市场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畜牧业和远洋渔业也蓬勃发展，成为重要出口产业。
这一时期，台湾农业创造了许多辉煌纪录，成为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罐头及猪肉的主要出口产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产值占整体经济的比例虽逐渐降低，但技术密集的养殖渔业、远洋渔业、畜产业与迈向服务业的休闲农业却在逐次发展。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超越农业，社会经济结构急遽变化，台湾当局农业政策逐渐由促进生产措施，转变为对农民的补偿性措施及加强投入农村建设，如颁布“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1970年）、“加速农村建设九大措施”（1972年）、制定“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实施“稻米保证价格收购制度”（1974年），推动“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1979年）及“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1982年）等，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环境维护功能，鼓励传统农业朝向现代化经营发展。
台湾“农复会”为提供耕地土壤基本性质与分布资料，于1963年至1978年间委托中兴大学及农业试验所合作办理台湾本岛冲积平原及台地的耕地土壤详细调查，绘制2.5万分之一的土壤详图162幅，供从事土地利用规划、土壤管理与有关调查分类的参考。为进一步建立有关土地生产力的基本资料，作为农地资源规划的依据，1977年起委托省农业试验所及各区农业改良场，在主要农业区域搜集并调查其有关水、土、气候及其他自然因子的基本资料，同时观察当地主要作物的适应性与单位面积产量，制定合理的土地生产力分类标准及绘制耕地生产力分布图。1975年5月，屏东县首先完成水稻田航测及山坡地区调查，“农复会”即指派有关专家就该县的农业发展进行规划，调查搜集各类不同土地适种作物的类别及期别、单位面积产量、生产成本、劳力需要、产值等资料，经整理后应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系统分析与线型规划技术，推算最适宜的作物种类或制度，描绘分区构想图。以屏东县为例，初步规划完成后的作物经营型态，经简化为14种，如能按照规划结果实施，可大幅增加作物种植面积、土地及劳力利用以及总收入。其他各县市的初步规划结果也多有相当幅度的增加。
推动农业自动化 提高产销效率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结构大幅转变，已由传统的农工生产逐渐朝向商业及服务业发展，促使农村青年外流，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与高龄化，产销效率低落及农民所得偏低等问题。为因应农业所面临的环境，台当局提出农渔牧产业自动化计划并分两期实施：第一期自1991年度至1995年度止，为技术开发期；第二期自1996年度起至2000年度止，为技术应用推广期。
1991年，种苗改良繁殖场首先引进荷兰自动化机械化穴盘育苗生产作业系统及自动环控温室，建立台湾第一座园艺种苗自动化生产体系，其后再由岛内厂商设计建造温室、自动控制及紧急发电设备等工程，落实技术转移及适应台湾本土气候的要求，奠定温室精致农业发展的基础。以蝴蝶兰生产为例，由于自动化作业及温室设施技术的建立，加上组培技术成熟，蝴蝶兰产业逐步发展，在1998年出口开始大幅增长，当年的外销值为1，214万美元，至2011年增为9，847万美元，共增加8.1倍。
在蔬菜育苗方面，辅导设立一处种苗自动化生产示范工场及20处自动化蔬菜育苗场示范点，每年可提供健康的蔬菜穴盘苗约3亿株，并成立技术服务团以扩大落实自动化育苗技术及推广穴盘苗的使用。除了前述生产自动化，在运销自动化方面也有很好的成果。台北花卉批发市场于1990年首先建立价格变动由高往低一次决价的电脑拍卖制度，而后并逐渐增设电脑拍卖线，3线3小时平均拍卖量由2，700件增加至4，000件。因而奠定岛内花卉批发市场全面电脑拍卖的基础，目前岛内共有4个花卉批发市场，均已采用先进的电脑拍卖系统。
变革与创新 应对全球化挑战
世纪之交，一股市场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让岛内各领域面临新的竞争压力。2002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了降低贸易自由化对于岛内农业的冲击，台当局在历次协商谈判过程中努力折冲协调，以争取岛内产业调适转型的时间；农业部门在加入WTO前后持续调整农业结构，逐步强化农民福利及其他相关保护措施，维护台湾农业永续发展。
2002年台湾加入WTO，为因应贸易自由化，迎战国际市场的竞争，加速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台当局早在数年前即实施“农业综合调整方案”，调整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并重”的政策方向，并接续推动“跨世纪农业建设方案”（1997年）、“迈进21世纪农业新方案”（2001年）及“新农业运动”（2006年）等，于2008年起以“健康、效率、永续经营”为施政方针，推行“小地主大佃农计划”（2009年）及“精致农业健康卓越方案”（2009年），台湾农业再次经历转型升级，成功推动蝴蝶兰、石斑鱼、文心兰、毛豆与芒果成为新阶段的出口旗舰产品。
为打造以人为核心的希望农村，台当局2010年公布“农村再生条例”，由加强推动农村培根训练开始，强化由下而上的居民共同参与农村规划建设，并结合人文与产业发展，鼓励年轻人回乡，紧密连结农业、农民与农村共荣发展，导引加速台湾农业转型的脚步，朝向兼顾品质与安全的精致农业及重视服务与发挥农乡特色的休闲乐活农业发展。
知识经济兴起 加强智财保护及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台湾农业部门开始建立积极的科技研发成果保护与应用观念及做法。台湾“农委会”于2001年发布施行“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并于2004年1月30日成立科技处，积极加强科技研发成果的保护、管理及应用，以强化将研发成果落实予产业界运用。
台湾“农委会”所属各试验所及改良场长期致力于农业科技研发，研发精湛的育种技术，培育出许多优良的农畜渔产品种，配合精良的栽培饲育、肥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环控设施、采后贮运及农产品加工等技术，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增长发展，将农业由劳力密集产业提升为知识密集产业，享誉国际。
近年来，经“农委会”积极努力，技术转让授权实绩有显著增长，技转数量由2003年的15件增长为2012年的126件，技转金额也由2003年的507万元新台币增长至2012年的6，965万元新台币。其中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研发育成的毛豆新品种高雄6、7、8、9、10号共5个新品种，风味佳、高产量及适于机械采收，境外专属授权日本雪印种苗株式会社，创下台湾农作物品种境外授权的先例，更因通过品种权的布局，使其优质毛豆长期占据日本市场。
运用资通讯科技 推动农业E化
因应资通讯科技的发展，台湾“农委会”为推动农渔会业务资讯化、强化农业行政效率，自2001年起推动“建构农业资讯社群网络”计划，以4年时间辅导全台湾340个各级农渔会完成区域网路建置。2007年配合安全农业的推动，建立“台湾农产品安全追溯资讯网”及“产销履历认验证平台”等多个管理资讯系统，目前计有13个验证机构对1，331业者利用前述各项资讯系统进行验证及产销履历产品标章列印管理。为加强对农民服务，开展“农民线上远距诊断服务”，应用微距摄影机及网路视讯技术，由各农业改良场及试验所的238位农业专家提供农作物视讯诊断服务，共设立11处农业远距视讯诊断服务中心及由农会及产销班为主体的110个远端服务据点，快速解决农民田间栽种与产销经营等问题。
强化生物技术研发 提升产业竞争力
鉴于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产业上的应用潜力，台当局于1999年设立“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经过无数岛内科技人员十多年的辛勤努力，在花卉与观赏植物方面，研发出调控花期延缓老化、改变花形、抗逆境、抗病、耐运输等蝴蝶兰品种；在植物保护方面，成功开发苏力菌、枯草杆菌及内生菌等多种微生物农药；在环境保护方面，分离出具纤维分解、木质素分解、蛋白质分解以及脂肪分解能力的微生物，对往后产制微生物肥料及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贡献良多。
2006年，台湾“农委会”规划成立“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方案”，并于2009年正式运作，几年来在动物疫苗及生物性农药、肥料的成果斐然。通过推动农业生技园区的建设，构建农业科技产业聚落，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自2006年至2012年12月止，已有54家农业生技厂商进驻营运，已带动投资金额53.6亿元新台币，逐步发挥农业生技产业群聚综效。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自2004年至2012年12月，已有64家兰花育种、繁殖、栽培等生产业者进驻营运，带动投资金额42.4亿元新台币。
农业科技前瞻 因应未来挑战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为因应国际激烈的竞争，必须利用科技来帮助台湾农业创新，并要系统性的政策规划工具支持，以引导农业科技未来发展方向，同时能使研发资源重点投入具有利基的产业，台湾“农委会”于2008～2011年实施“2025台湾农业科技前瞻”计划，在岛内首次以部会层级开展农业科技全面性大规模调查分析，并整合专家及学者的意见，列出优先顺序较高的农业科技技术，作为农业科技政策及资源分配的参考依据。“2025台湾农业科技前瞻”计划现已完成，“农委会”通过农业科技政策规划小组及农业科技审议会的运作，将其中部分议题纳入“2012年度科技计划中纲”作业，使各项科技计划均与农业整体施政紧密扣合，未来将推动“农业科技决策支援体系的建立”计划，建立科技前瞻等资讯落实科技政策规划的转化机制，完善台湾农业科技决策支援体系，建构前瞻性的思维文化，提升岛内农业竞争力。
针对未来气候变迁以及全球化对台湾农业可能造成的影响与冲击，台当局也在通过政策引导，整合上、中、下游研发资源，运用亚热带地理位置、气候以及物种的优势，积极发挥既有农业科技强项与环境条件，确保台湾农业永续经营。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台湾整整走过一个世纪，历尽更迭起伏，艰难坎坷。从蓬莱米的诞生，到“三罐王”出口创汇的年代；从落后乡村的转型，到新的米食文化复苏，看似脆弱的台湾农业，却具有无比的韧性，在无数的考验中，累积前进的力量，在艰难的环境里，看见未来的蜕变。全球贸易自由化带来产业冲击的压力，但也带来农业创新的动力。过去，农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命脉，今天的台湾现代农业，加入美学创意，结合地域特色，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重新定义了农业的价值，不再单纯取决于农业产值，更涵盖了粮食安全、文化景观及生态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功能的多元角色。台湾农业从未曾因时代更迭而改变其重要性，而是在不同阶段展现出不同的绚丽风华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