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4-1940），名振，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他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的是所谓“科举正途”，官至翰林。但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蔡元培，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把他推上了反对封建教育的革命道路。1907-1911年，蔡元培首次去德国留学，以后他又几次去外国留学和考察各国教育。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进步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堅定了他学习西方教育的决心，并为他正确评价中西文化，吸收西学、批判中学，引进新学、改造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先后就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这种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得他学习西方教育的活动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习西方教育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学习西方教育的呼声。以冯桂芬、容閎、郑观应等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发表了学习西方教育的议论。其后，一八九四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强烈要求维新、变法、学习西方教育。在蔡元培以前，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满以为学了西方教育，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中国富强，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可是事实却偏偏相反。原因何在？这是蔡元培学习西方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蔡元培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他自己对西学的认识，指出了三点原因。
学习西方教育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抓住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纯粹科学来学。他说：“我国输人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他认为科学是决定一个国家强盛与贫穷的根本条件，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可是，过去学习西方教育只知道办学校，采西术，不知道纯粹科学对于振兴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丟掉了西学的“中坚”，因而终究归于失败。蔡元培自己在学习西方教育时，十分注意学习纯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进行系科调整时，就根据“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的思想，撒去原北大文理法三科界限，并设立十四个系，使之有相互关联的便利，并以数学系为第一系。通过改造北京大学和主持研究院的实践，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科学的新风气，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材，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不敢同孔子这尊偶像彻底决裂。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一文中说：“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蔡元培同康梁等人不同，他在学习西方教育时，抛弃了尊孔保皇的旗号。中华民国一成立，蔡元培在主持制定新教育宗旨时明确指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还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决心“仿世界各国之通例”来办中国的学校。
第三个原因是，对西学缺乏认真的选择、吸收和消化的态度。蔡元培认为西方教育固然比中国进步，但不能把西方的东西统统照搬进中国来，必须“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他在总结自己采用各国教育制度之长时曾写道：“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英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亦已提议。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蔡元培总结的，上述三点原因，既是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在学西方教育方面存在的弱点，也，是蔡元培学习西方教育不同于前人的特点。他主张学习西方必须学科学，这表明他对西方教育的认识远比康梁深刻;他反对在孔子偶像的保护下学习西方，说明他对封建文化的妥协性少于康梁;他要求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教育之所长，抛弃其中的糟粕，表现了他的历史进步性。蔡元培指出的这些原因是有的，但不是根本的。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蔡元培还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历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蔡元培学习西方教育，不但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解释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而且完全抛弃了地主阶级的汉代神学、宋明理学，把他的教育主张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哲学的基础之上。
蔡元培主要是根据康德把本体和现象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论证他对教育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的。他主观地硬把一个统一的世界分割成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或实体世界）两个部分。所谓现象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有人我之差别、幸福之营求，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所谓本体世界，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们相互亲爱，“世界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现象和本体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并不是互相冲突、不可逾越的。使世界从现象进入本体的唯一途径是教育。蔡元培说：“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他认为教育是使中国摆脱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的唯一工具。蔡元培从康德哲学中引出了对教育的本质和作用的新认识，从而从哲学理论高度否定了教育必须为封建专制服务的传统偏见。
教育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呢？蔡元培把教育具体分为五种：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蔡元培提倡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就是要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以解决现象世界的矛盾。但光这样还不够。现实生活中，那些自存自卫之力较强的国家就在欺侮弱小民族。要避免这种“血战之惨剧”，就必须进一步实行公民道德教育。所谓公民道德教育，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教育。他认为人们实行了这种道德教育，就可以最终泯营求、忘人我，消除一切不平等。到这时候，现象世界的意识就完全同本体世界相吻合了。于是人类进入本体世界，相应地再进行“实体观念之教育”，即世界观教育和美育。这样，人类就可以达到世界最终之本性——意志。蔡元培认为只要进行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教育，世界就可以从现象进入本体，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本体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教育是人类从现象进入本体的唯一工具，这句话的含义是教育是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唯一工具，它充分表现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阶级性。
蔡元培主张把教育从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工具变为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服务的工具，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以为通过教育就可以改变社会形态，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这就唯心地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颠倒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正因为蔡元培信奉教育是改造当时社会的唯一工具，因而他拼命地学习西方教育。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近代教育史上是比较突出的。蔡元培的教育实践，较重要的有这样几点：
一、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口号，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了全国唯一的一所“百家争鸣"的学校。各種学术观点同时并存，各种学派教师可以自由讲学，确实做到了“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不但保护了新文化，而且对解放人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二、提倡教育机会人人均等
蔡元培根据进化论的原则，指出教育从不平等向平等进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他极力主张教育机会人人均等。他的主张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强调教育的普及。蔡元培曾经说过，所谓平民的含义是指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当有的人能受到教育而有的人不能受教育时，便算不得平等;要平等，就必须做到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一生为普及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次，蔡元培极力提倡女子教育。戊戍变法时，梁启超曾提出过女子教育问题，但无人响应，还遭到了张之洞等人的反对。蔡元培十分反对教育领域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他指出，中国男女教育不平等，“并不是程度上的关系，并不是功课上的关系，不过因仍旧习惯罢了”。一九一二年，他主持制定的新学制规定初等教育男女可以同学，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可为女生单独设校，第一次在政府法定的条文中宜布废止教育权利上的两性差别。
三、改造北京大学
蔡元培不仅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宣传家，而且是一个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面貌来改造中国封建教育的实践家，他一生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改造北京大学。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十分腐败。学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这所典型的封建官僚养成所同蔡元培心目中所向往的大学格格不入。于是，蔡元培进北大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改变学校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学校的责任不在于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在于引导学生去研究学术、研究科学。
为了把北大真正办成研究学术的机关，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较主要的如：一、根据以学诣为主的标准，广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把学有专长的各类人物罗致到北大，让他们在学术上自由讨论，在讲台上自由讲学;二、建图书馆，整顿实验室，广购书籍，采办仪器，创造研究科学的物质条件;三、办北大研究所，为教授、留校毕业生、高年级毕业生和有志于科学的人提供一个进一步研究更加高深学问的阵地;四、提倡设立各种学术研究会，把学生的兴趣完全吸引到科学研究方面来。由于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北大风气一变，面貌全新。当时学校中虽还有些不注意科学研究的人，但这些人被大多数人所鄙视，不再象以前那样吃得开了。蔡元培虽只改造了北大，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当时的《每周评论》曾这样写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海内之略有知识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为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进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
蔡元培在学习西方教育的道路上摸索奋斗，颠仆躅蹶了一生。他努力向西方学习，在近代反封建教育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蔡元培不但实际推行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学切实改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校，而且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